风之子

有关农业史的闲谈

　　这是在另一个论坛与网友讨论农业史的一些回帖，不知有没有意思。

　　去欧洲看一下，就可以知道中欧农业根本是两回事。

　　记得去年在法国旅行，导游是一个老北京，当年下过乡，种过10年地。他有北京人健谈的习惯，见大家打瞌睡就不高兴，千方百计要大家听他说话。

　　没话找话，他叫大家看外面的农田，问大家和中国农田不同在什么地方？游客们都是城里人，几乎没有人种过地。他只好自己说下去解题：连绵的农田，没有垄沟、没有台地，农田跟着地形起伏。为什么呢？他又自问自答：这里的农田全是靠天吃饭，不需要灌溉，也就不需要开垄沟、调整坡地。因为年降雨相当均衡，不像中国降雨集中在汛期。所以自古欧洲的农民就懒。

　　这种景象在欧洲的农业区，从俄罗斯到法兰西，都是这样的。欧洲人前殖民地，如北美、澳洲，也都是这样靠天吃饭的。实在一定需要灌溉的地区，只有少部分开发为农业区，大多都放弃经营，让土地荒芜。

　　欧美农业是依靠提高人均农产品产量来供应市场。美国早在一次大战后就已经成为世界的粮食供应地，一个农民可以养活4、50个人。以至于从罗斯福时代就奖励农民抛荒，防止粮食过剩。记得韩丁提起，当年毛泽东接见他时，听他说美国只有2、300万农民，毛就是不相信。因为这实在出乎中国人的经验。

　　除了人均产量低、无法提供更多的余粮外，另一个因素也值得注意，就是中华文明发轫的淮河以北地区缺乏通航河流。

　　按照亚当斯密的计算，陆路运输费用是海运的50倍左右，河运又要比海运贵很多。

　　华北山区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，运输粮食到100公里以外的地方，运费大致就与粮食的价格相当。从秦汉时期起，向首都供应粮食就不是一个市场问题，而是行政重大事务。供应的不是商品粮。运费是不考虑的，由沿途民众承担。

　　每个地方尽量自给自足，不仅是劳动生产率的问题，也是运输条件限制的问题。古代一旦一个地方遭灾，政府并不是向灾区调运粮食，而是允许灾区灾民流动逃难到有余粮地区“就食”，足以说明粮食运费是政府根本负担不起的，只好牺牲掉那些走不动的灾民。费孝通当年的论文里引用老外的观点，说中国人就是通过一代代的逃难来进行生存竞争的：身体太差的、有同情心的、敢于与命运抗争的、不愿乞讨的都被淘汰掉了。

　　江南地方水运发达，所以在东晋南朝，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，这两个地区的粮食通过河运运输出去可以供应当时的统治区域。到了宋以后，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也是指的南方地区，向北方地区运输仍然是政府行为“漕运”。按照龚自珍的计算，当时沿大运河输送的每年400万石的漕粮，运费是每石14两银子。他说在北京城里民间粮价至贵也不过是每石2、3两，还不如放弃漕运，把这笔经费投放到华北收购。不过我想清朝皇帝不会蠢到连这都不知道，肯定是知道如果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全部依靠就地收购，当地的粮食市场是无论如何无法满足需求的。

　　欧洲历史上很早就充分利用了海运的低廉性质，将粮食在各个地区之间转运。罗马的粮食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依靠埃及输送的。甚至到了中世纪后期，东欧地区的粮食通过维斯瓦河经北海大量转运西欧。

　　这些都是常识就足以理解，不需要经济学理论的。

　　东汉人班固写《汉书食货志》，引用了一段据说是战国时期魏国改革家李悝的言论，详细计算了一个农民家庭的农业收入与生活支出后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农民每年处在亏损状态。

　　到了1973年的时候，上海县（现在已经划归闵行区）插队落户的一个知识青年，仔细计算了自己一年的劳动收入与支出后，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依靠在生产队的劳动达到盈余。

　　2000多年来，农业劳动力就低贱到这个难以养活自己的程度，农民单靠农业的收入都很难使生活水平与商品经济挂钩。唯一的办法是节衣缩食、降低生活水平。比如1970年代的上海郊区如奉贤、崇明，除了县城以外全都没有电灯。农民家家都有织布机，自己织布解决穿衣问题（唯一与古代有别的是，消耗更多劳力的纺纱这时是由公社的小棉纺厂承担的，卖给农民）。甚至奉贤的农民即使是这样的土布衣服也要平时反穿、过节正穿来节省。生产队可怜的机械设备都是不用的，甚至连国营农场也是使用机械比使用人力要贵很多，拖拉机、插秧机、收割机都闲置。

　　这样的经济水平，无法为工商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。从一个局部去看，农业的肯定是有巨大成就的，但是就整体而言，这样的农业结构注定无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。

　　这个问题可以参考美国人珀金斯：《1368-1968，中国农业的发展》，宋海文等译，伍丹戈校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。他在逐一排除诸如水利、施肥、农具、耕地、品种等等因素之后，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增长是粮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。不幸的是，多生产的粮食被多生产的劳动力消耗，人均的粮食产量的增加有限。所以人口的增长与粮食的增长互为因果。